
俗话说虎父无犬子, 可是犬子却可能实实在在有虎父, 这位虎父不是别人, 正是我们当今圣上的亲爹习仲勋。2013年的两会结束, 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李体系继承了胡温的衣钵。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派系内定的结果, 但大家都对这位意气风发的后起之秀寄予重托, 虽然这位新秀刚在墨西哥抛出吃饱撑着的言论, 引起舆论哗然, 但人们不为别的, 只因其父着实给体制内外带来过美好的回忆, 从反对极左对富农的迫害, 到怒斥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, 从中国体制不适合广东的发展, 到坚决反对镇压学生, 习仲勋堪称同时代最大的民主派和公知, 元甩李克强几条大街, 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位颇带传奇的人物。
故事还要从建国前说起, 习仲勋出生于1913年, 在他13岁小学的时候便加入了共青团, 15岁独师范的时候加入学生运动, 童年被捕并在狱中入党, 四年后习仲勋发动兵变失败, 四年与刘志丹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, 1934年习仲勋担任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, 时年仅21岁可谓是年少英才, 也为后来他成为元老级人物打下了基础, 1935年西北苏区发生了肃反运动, 当时稍微有点积蓄就可能被打成地主富农, 没收一切财产, 比南非黑人没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要厉害得多, 习仲勋因为生性耿直, 善用常识判断, 他反对极左无差别的剥夺他人财产和生命, 于是他被上海的临时中央打成了右派反革命, 其间刘志丹被严刑拷打, 习仲勋差点被活埋, 两百多名党内知识分子先后遇害。习仲勋的罪名包括, 辱骂革命群众是土匪, 不积极搞土地革命, 给富农通风报信, 习仲勋后来回忆, 他们搞法西斯的审讯方式, 晚上睡觉都绑着手脚, 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, 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准备好了大坑, 随时可以埋人, 由此可见, 二十二岁的习仲勋此时已有基本人权的萌芽, 对极左和法西斯专政比较痛恨, 其实, 当时的革命党人都希望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, 这也包括毛泽东, 大家具体可以读读新华社当时的社论, 但尝到权力的滋味会带来浮化, 当然这都是后话。

建国后, 习仲勋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区政委, 习主持了一系列的工作, 并妥善解决了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, 1952年, 毛泽东为了削番撤销了六大行政区, 要求高岗,邓小平,习仲勋等地方要员进京, 史称”五马进京“, 习仲勋担任宣传部长, 并于59年担任了副总理一职, 然而好景不长, 习仲勋一向痛恨的毫无法治卷土重来, 1962年, 李建彤的小说《刘志丹》开始在各大报纸连载。 该小说出版前经过了习仲勋的审议, 理论喉舌康生诬陷习借着小说欲为”高岗翻案”, 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上, 康生在会议上给毛泽东递了一张纸条, 条子上写的是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”, 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, 然后说”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, 总要先造成舆论,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, 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。” 随后, 习仲勋、贾拓夫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, 这离66年开始的文革仅仅相差了三年, 习仲勋在中央直属的高级党校被迫学习, 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旷山, 文革中, 习仲勋更是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批斗, 在高帽和游行世中那是常有的事, 可以想象得出, 耿直的习仲勋心中必然对这种人治社会更加的痛恨, 因为区区一本书导致无数人丢掉工作, 甚至失去了基本人权和丢掉了性命, 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怀疑和厌恶这种制度。

改开后习仲勋获得了平反, 78年他任广东第一书记, 经过十年的动乱, 华夏民生凋敝, 很多人玩命似的出逃香港, 习仲勋到达广东的时候正是逃港潮的高峰, 当年8月全省就有近万人偷渡外逃, 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, 而一合之隔的香港农民是1.3万, 习仲勋认为制止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, 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, 而不是加固铁丝网。 1979年习仲勋去北京开会时便提出, 中央的权力太集中, 地方需要更多的权力, 这其实就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元素之一, 地方自治,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, “仲勋同志, 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力?” 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, 习仲勋索性和盘脱出, “我代表省委, 请求中央允许我们搞贸易合作区。” 他接着说, “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, 可能几年就可以搞上去, 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搞不起来。” 习仲勋的话令很多人大吃一惊, 要知道在当时左派依然当道, 说出这种话会被认为图谋颠覆政权, 这比温家宝后来的无政改经济成果也会毁掉要犀利的多。不过, 邓小平却支持了习仲勋, 邓说, “中央没有钱, 你们自己去搞, 杀出一条血路来。” 其实看着四小龙飞跃的邓小平等人心里也明白, 经济发展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真的不行。 于是, 习仲勋带着圣旨回到了广东, 他便鼓励地方官员,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不要管他什么主义。 从此, 广东经济飞速发展, 虽然政治依然是瘸腿, 但至少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得以建立, 这就包括私有权保障、 合同执行、 市场自由化, 竞争就得到了释放, 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学中的市场要素, 其实也没什么过于神秘。
我们必须说一句, 经济制度的建立是后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基石, 而不是毛时代脆弱的工业, 那是纯属不懂经济, 而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要做的顶层设计, 均由总理赵紫阳完成, 至于邓小平其实只是拍板同意, 严格说邓应被称为”总拍板师“。 其后的江胡时期除了国企改制并没做太大的变动, 从客观上讲, 江胡属于搭了赵紫阳的经改顺风车。 叶剑英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, “习仲勋发扬民主, 是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的人, 他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难能可贵,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同志学习。” 在中共的历史上, 在中央会议上如此高度赞扬一个干部, 实属极为罕见。
在1979年广东省委的李毅哲案平反的大会上, 习仲勋发表了讲话, 他说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, 应当允许人民讲话, 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, 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, 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, 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, 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, 一个政党最可怕的是鸦犬无声, 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, 这些话即使放到现在仍然是震耳欲聋。 广东的改革取得了突破, 很快习仲勋被调入中央, 左倾保守的一套又甚消尘上,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相继展开, 对此, 习仲勋坚决抵制, 在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之后, 习仲勋愤慨的对胡耀邦说, 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武器, 想整某个人就扣上这顶帽子, 简直岂有此理, 从1985年开始, 北京等地相继发生学生运动, 高校学生走上街头呼吁民主改革, 给老百姓更多宪法保障的自由, 对此许多老同志都是杀气腾腾, 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, 习仲勋则认为, 学生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, 在中国社会问题中, 法治的问题十分突出, 过去我们颁布了那么多法律, 是否能真正执行都是问题, 县委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, 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, 这种现象很不正常, 习仲勋还说, 国家若要长治久安, 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治的完善, 我认为学潮有积极意义, 习仲勋的这番话放在今天就是任志强的下场, 在当今中国, 数遍了中南海党政军的高官, 早已没有任何官员敢流露出半点类似的想法, 面对镇压学潮的不利, 党内元老们便开始了对胡耀邦的逼宫, 这里顺便插一句, 当年政治改革的蓝图, 包括有阶段的选举已在讨论, 有的只是实行快慢的区别, 而胡耀邦赵紫阳是主张改革的一方, 当时改革派成员还包括胡起立、万里、习仲勋、田继云等人, 而反改革的一方则包括陈云、李先念、王震、薄一波、李鹏等人, 在中南海的一次生活会上, 众元老集体有预谋的向胡耀邦发难, 薄一波要求胡做深刻的检讨, 王震说, “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, 就不必待在这里。 接着众人继续围攻胡耀邦, 习仲勋忍无可忍, 拍案而起站出来怒斥, 你们这是干什么? 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?” 他拍了桌子说, “这不正常, 生活会上不能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, 这违反党的原则。” 胡耀邦见状急忙站起来劝说, “仲勋同志, 我已考虑好, 不让我干我就辞职, 随后胡耀邦被迫辞职。 习仲勋在最高决策层也逐渐地被边缘化, 于1988年被下放到人大做副委员长, 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在随后的八九六四事件中, 习仲勋同情民主诉求, 强烈反对出兵镇压学生, 他认为学生是和平诉求要求民主和法治。 那就应该答应他们。 其实,如果当时的改革派占了上风, 一边有序地推进政治改革, 一边推进经济改革, 也许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大都可以迎刃而解, 政府也不需要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”, 官僚权贵阶级也不会存在, 议会中会有一批真正代表普通百姓的声音。 值得注意的是, 这里的前提是有序, 而不是类似很多初级民主国家的那种无序, 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。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, 政治的稳定和秩序在经济发展中也非常重要, 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, 经济也就不会受到不必要的影响, 韩国和台湾在九十年代初走向民主政治, 日本也早在美军的监督下实现了民主化, 这些国家发展到现在也毫不逊色, 如果你认为中国未来不会永远小圈子世袭, 而是两三大可信赖的政党良性竞争上位, 再参考日韩台的发展经验, 那你自然就会相信这种说法。
总之, 我们回顾习仲勋的一生, 我们可以毫无难度的发现他的生性耿直,始终如一, 其内心充满着反对人治和集权的理念, 在人生的后期又有着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, 也希望给予中国人民多点法律保障的自由, 而不是靠强权压制, 问题靠疏而不是堵。 习仲勋面对危难, 总能顺着自己心中的光明、仗义直言, 又一次体现了他的耿直和生性淳朴。 毫不夸张地说, 要数民主斗士和公知的排名, 在中共的高级党政军领导中, 习仲勋绝对可以排上前三(我个人心中拍第一), 习仲勋唯一的败笔可能是没有对子女耳濡目染, 这个话题我们这里不多说, 大家心知肚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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